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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正道】李华平(第8期【华平专栏】)症候:破译文本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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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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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李华平(第8期【华平专栏】)症候:破译文本的密码  发帖心情 Post By:2015/2/5 9:45:35     标签Tags:  【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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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破译文本的密码

——文本教学解读中的“症候解读法”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正道语文群主李华平

摘 要语文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学会解读文本,而不停留在文本表层,“症候解读法”是走进文本深处的重要方法,它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该法可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学文本的解读,以破译作者或者文中人物的心灵密码。当然,该法也不能包打天下,尤其不能无视文本体式的制约。

关键词症候 文本解读 心灵密码

语文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学会解读文本。师生在解读文本时,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走进文本深处,而停留在文本表层。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开发了一系列文本解读的方法,其中“症候解读法”是走进文本深处的重要方法。

一、症候解读法

症候解读法,是心理解读的一种方式,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这种解读方式越过文本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或文中人物)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文本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重新解释文本的意义。

“症候解读”由弗洛伊德最早使用,他曾经仔细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并且提醒说,这些疑团就掩盖着对理解这件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这种解读方式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最早提出的,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融入到对文本的解读理论中,“主张从文本的沉默、断裂处,从事物的关系中读出文本深层次的意义”。清华大学教授蓝棣之先生则进行了富有启发的个案解读探索,他称之为“症候式分析”。

所谓“症候”,本是医学临床术语,指在疾病状态下病人的表现与感受。症候由若干症状综合构成的,可以说是症状的复合蓝先生所说的“症候”,是作家不自知的、无意识地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蓝先生从“无病呻吟”一词得到启发,既然无病呻吟的作品没有价值,那么有价值的作品就是有病呻吟。他甚至断言:“有病呻吟是创作的基本前提。”既然有病,那就一定会表现出一定的症候。症候解读,就像医生检查病一样,要通过对各种症状的分析判断病人的病症,与弗洛伊德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一样,“往往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

二、症候解读法的实质

症候解读一般来说是针对文学文本的。对文学文本来说,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意蕴需要解读:

第一,作者说了什么?

第二,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第三,文本在实际上象征或暗示什么?

第四,作者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

第一、二个层面是作者意识到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作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层面,第四个层面是作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层面。作者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属于潜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当然,作者写作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成文后也有可能意识到。

症候解读法是一种透过意识层面揭示潜意识、无意识精神状态的深度解读,也就是把作者有意无意隐匿的东西表现出来,即“由此症候出发,深入到文本最深层的含义,由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因而分析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

三、症候解读的运用

症候解读法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学文本的解读,以破译作者或者文中人物的心灵密码。

(一)破译作者的心灵密码

我们先来看散文中的一些“症候”。我们知道,散文是侧重表现作者“我之心”的一种文学体裁。散文中的“我”,往往就是生活中的作者的一个侧面。对于这个侧面,作者是否完全展示呢?对于没有完全展示的“阴影部分”,我们就需要通过解读症候来确认。比如朱自清《背影》第一段说:

我与父亲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这里,这个“不”字就是一种症候,也就是本书前文(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常有一些原初意象或潜意识,未经理性的过滤、检验和梳理,跳过潜意识,直接窜进文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说“没有相见”,作者在这里却说成“不相见”——这种反常的说法就是症候。“没有”是一种客观地陈述事实,“不”字则带有主观因素,是“不能”,还是“不愿”,还是“不敢”,还是“不好意思”?对于这个“不”字含义的确定,则要从后文来看: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这里再次出现“不见”,陈述的对象是父亲(“他”),从“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可知,导致父子“不见”的原因是“我的不好”。因此,此处的“不见”,是父亲“不愿见”作为儿子的“我”;第一段的“不相见”陈述的对象是“我”,因此其深层意味是作为儿子的“我”“不敢见”“不好意思见”老父亲。

杨绛《老王》,更需要运用症候解读。首先是通过症候解读把握作者的用意,即作者写本文到底是侧重在反思“文革”那个时代,还是在反省自我?文中直接写到“文革”的句子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这里有一个症候:作为夫人的杨绛,怎么会不知道丈夫的一条腿走不得路的原因?这有悖生活常识——二人相濡以沫,怎会不知?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说“不知怎么的”?其实,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钱钟书的腿走不得路与“文革”有关;但作者用“不知怎么的”一语,则表明自己写本文意在淡化“文革”因素。这样看来,作者写作本文的用意主要不在反思“文革”。

要理解《老王》中老王的“不幸”,也要运用症候解读的方式。老王的“不幸”除了自身的生理残疾、生活处境外,更主要的是相对于“我”的“幸运”而言的。且看第一、二段文字: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煌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第一段中,“他蹬,我坐”就是症候——从常识来看,这是一个不需要说的废话,前面已交代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已经言明“他蹬,我坐”的信息。而作者偏要再说“他蹬,我坐”,这种冗余信息就是写作中的反常表现——一个深谙语言文字运用规律的作家难道不知道写作要简洁?而抓住这个反常表现,我们会发现,作者其实就是要突出二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在我意识深处,“我”与老王之间只不过是一种雇佣关系,老王并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亲人。

第二段开头的话“据老王自己讲”,也似乎是多余的话,其实正表明“我”并没有主动关心老王的情况,印证第一段中的“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无所事事的时候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老王身世凄苦、孤单无靠,对老王来说这是多么重要,但“我”却认为是“闲话”。

这两段,就基本说明“我”对老王的态度是不关心,至少是不主动关心。这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正是这样层层铺垫,说明自己对老王的不关心的态度;而老王却把“我”当成朋友甚至亲人,以至临死送香油与鸡蛋。这两相对比,就可理解我的“幸运”在于老王把“我”当成朋友甚至亲人,老王的“不幸”主要在于我没把他当成朋友,更别说亲人。

诗歌中也有症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

解读这首诗,不少人能够泛泛地理解到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官场生活的厌弃,但却没有把握这首诗的核心。要把握核心,就得从“症候”着手——文本中对自我的不段诘问。这种诘问,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官场的鄙弃是不和谐的,是从脑袋上鼓起的一个疙瘩。如果只看见这个圆溜溜的脑袋,没有看见这个疙瘩,那么就没有走进文本。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里的自我诘问,就是症候,一个人对自己说“回去吧”,反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回去呢”,“为什么惆怅而独自伤悲”,说明此时他正犹豫着、正在惆怅伤悲。“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里也说明他内心的挣扎,甚至找不到该往哪里去(“欲何之”)。也就是说,这首诗其实正写出作者离开官场时的犹豫、惆怅、伤悲。而这一点,却被作者文中对田园生活的描写所掩盖;换句话说,作者内心深处的挣扎被表面的欢欣所掩盖。理解不到这一点,就表明对这首诗的解读终是隔了一层。

小说中也有“症候”。有论者从鲁迅先生小说《药》里,抓住“花环”这一症候,揭示作者内心深处的寂寞感。原文这样写道: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

对于夏瑜坟顶的这个花环,鲁迅先生自己的解释是,一方面“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另一方面“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做着好梦的青年”。如果按照作者意识到的叙述去解读文本,就只会得出一个比较表面的结论:鲁迅深知那时革命主将不主张消极,他不愿意拿自己的寂寞来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在夏瑜的坟头凭空添上一个花环的目的正是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似乎鲁迅的作品没有寂寞,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从文本推断出来的“隐含作者”是否寂寞?其实,如果我们再往作者下意识深处探究,会发现“他想写不寂寞,凭空添了个花环,但在这个幻想里凭空出现的花环,更加透露出内在的寂寞”。对此,蓝棣之先生这样分析道:

其实,在某些时候,寂寞也是一种力。夏瑜的寂寞正是参与辛亥革命的那些革命者脱离人民的表现,鲁迅的寂寞感是他在为树立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的过程中一种暂时的精神状态。渗透在《药》里的深沉的寂寞自有认识意义,加强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假如没有这个寂寞,《药》里凭空添上的花环岂不成了廉价的乐观和节外生枝?

鲁迅《故乡》中写“我”面对杨二嫂的抢白和面对中年闰土喊“老爷”时的“无话可说”,其实也是一种症候,是打开鲁迅小说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正是通过对回到故乡的“失语者”、困惑者等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揭示了现代启蒙主义话语自身的悖论:启蒙是一束光,它在试图照亮世界的时候,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的逻辑黑暗

有的症候,甚至成为“公案”。钱钟书《围城》中,唯一没有受到作者奚落的少女唐晓芙,被作者突然中断了故事,而且永远消失。这种断裂,就是症候。这个症候到底揭示了什么?作者夫人杨绛曾经提出质疑;1979年钱钟书访美时,也被记者一再追问,而他却无可奉告。这个症候,揭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点愿望,正如杨绛在该书后的附录中所说:“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二)破译文中人物的心灵密码

症候解读,不仅可以用于对作者潜意识、无意识的理解,也可以用于对文学文本中的人物思想情感的解读。比如,一般说来,大人保护小孩,这是常识。如果倒过来,小孩保护大人,就是一种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一种症候。解读这种症候,就可以获得更深沉的意蕴,获得更丰厚的审美感受。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里,七八岁年纪的小女孩采莲向二十七八岁的萧涧秋讲述自己的一个梦:

女孩没有话,小小的女孩,她似乎开始探究人生的秘密了,一息又问:“你夜里要做梦么?

萧向她笑一笑,点—点头,答:“是的。”

可是女孩又问:“梦谁呢?”

“并不梦谁。”

“不梦妈妈么?不梦我么?”

“是,梦到你。”

于是女孩接着诉说,似乎故事一般。她说她曾经梦到他:他在山里,不知怎样,后面来了一只狼,狼立刻衔着他去了。她于是在后面追,在后面叫,在后面哭。结果,她醒了,是她母亲唤醒她的。醒来以后,她就伏在她母亲底怀内,一动也不敢动。她末尾说:“我向妈妈问:萧伯伯此刻不在山里么?在做什么呢?妈妈说;在校里,他正睡着,同我们一样,于是我放心了。”

这样,萧涧秋向她看看,似乎要从她底脸上,看出无限的意义来。同时,两人已经走到她底家,所有的观念、言语都结束了,用另一种静默的表情向房内走进去。

采莲的梦不是通常的梦,按照常理,她本该梦见自己被狼衔去了,萧涧秋去救她。可是刚好相反,她是梦见萧被狼衔去了,她去救他,“在后面追,在后面叫,在后面哭”。这就是一个反常的地方。推究这一反常点,从表层来看,这个梦表现了采莲对萧涧秋的关心。如果再往深处探究,采莲梦到的是狼衔走萧,自己在后面不停地追、叫、哭,这可不是一般的关心。狼的力量是采莲所无法比较的,狼衔走萧,实际上表明“采莲害怕萧被从她身边掠走”,采莲在梦中将可能把萧带走的人看成是“狼”。她去救萧,“在后面追,在后面叫,在后面哭”,表明她要从可能带走萧的人那里夺回萧。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小女孩采莲对萧涧秋的情感看成爱情,尽管这里面含有爱,含有某种朦胧的情愫。

四、“症候解读法”运用注意

任何一种文本解读的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症候解读法”的运用也是如此。运用此法,尤其需要注意不能无视文本体式的制约。文本体式,主要指文本体裁。在解读文本时,一定要顾及文本体裁的特点。对某一种体裁而言,文本中的反常处、含混处、无理处,若从另一体裁文本来看,并不反常、不含混、不无理,那么就不能用症候解读的方式解读,而要用另外的适合文本体式特点的解读方式解读。否则,就会胶柱鼓瑟,谬以千里。有位教师执教《愚公移山》,发现“帝感其诚”的情节有问题——人心隔肚皮,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天帝怎么就会被愚公移山的诚心所感动呢?他把这里作为一个症候,进行了一番假设:

师:……假如愚公早就料到天帝会“感其诚”;或者呢,他老早就和天帝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者契约,那我们如何来重新评价愚公?

这种假设,就是违背文本体式制约的做法,有意无意忽视本文作为神话故事或寓言的基本特点——以假托的故事或拟人的手法说明某个道理或进行劝喻、讽刺。神话、寓言中的天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不需要与愚公商量,就能知道愚公在移山、也能知道愚公的一片诚心。也就是说,执教者把这个神话、寓言当作了一般的叙事类文本,把神话、寓言故事当作了一般故事,把神话、寓言中的人物当作一般人物,因此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症候,即执教者所设想的“引入生活经验,将枯燥的‘寓言说理’转变为‘人情故事’,重新来打量这个人物的种种可能”。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读《愚公移山》这个特定的文本了,而是在新编故事了。但是,执教者并没有把这堂课上成写作思维训练课,并没有让学生把故事编下去,而是“引导”学生得出、甚至直接跳出来告诉学生,关于愚公的一个新的评价:愚公是一个“狡猾”、“阴险”、“毒辣”的人,甚至是“害群之马”

当然,也许执教者压根就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症候式解读。这样一来,正如王荣生先生所言,“显然是拔得太高了”;也许执教者的“动机其实只是求新、求异(相比较‘教学参考书’或‘平常’的教学)” 。而这种求新、求异是否“有道理”,还需要斟酌、论证,而“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是必须‘有道理’的,并且必须证明其‘有道理’”

(发表在《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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